以下文字摘选自《南德意志报》文章。
导语：大众汽车不仅是一家车企，如今也成为了危机的代名词。集团首席执行官奥博穆（Oliver Blume）在采访中谈到了在沃尔夫斯堡推进改革的艰难历程与根深蒂固的阻力，并明确表示：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包括他自己。
56岁的奥博穆坐在大众沃尔夫斯堡总部大楼第13层。他身后，白墙上赫然写着“Volkswagen Group”（大众汽车集团），窗外是庞大的工厂。他喝矿泉水，玻璃杯子上印着“GTI”。出生于布伦瑞克的奥博穆领导着欧洲最大的工业集团——大众汽车集团，同时还直接执掌集团旗下子公司保时捷。正是这一双重身份，近日引发了股东和投资者的强烈批评。
记者：奥博穆先生，您同时掌舵保时捷和大众两家DAX上市公司已有两年半了。说实话：您觉得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吗？
奥博穆：
完全不是。我和其他人一样可以被替代。话虽如此，我对我们这两年半来的成绩感到满意。我们做出了重要的调整，让集团重回正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转型需要更长时间。我坚信，在这一阶段，我的双重身份是一项巨大优势。
记者：为什么？
奥博穆：
有两个方面。当我们在国际上露面时，规模至关重要。比如我们与美国政府谈关税时，能同时代表集团和保时捷发声是显著优势。仅以保时捷身份在谈判中发声，规模就太小了，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也是一样。
记者：那第二个原因呢？
奥博穆：
在我们这样的集团内部推行重组绝非易事。这一点没什么好隐瞒的。我的前任同事们已经深有体会：很多必要的步骤虽然已经明确，却始终难以实施。拥有双重身份，我就有更多自主权来直接处理棘手问题。
记者：说得这么轻松，但您真的愿意放弃大众汽车集团CEO的职位，只专注于保时捷吗？
奥博穆：
实际上，我内心有着很强的独立性。但最终决定权并不在我，而在两家公司的监事会。有些利益相关方从一开始就反对双重身份，也有人支持。我一直说，这个模式不是永恒的，只要对两家公司都有利就保留。未来也可能只专注其中一个角色。
记者：双重身份是不是非常辛苦？
奥博穆：
当然，这对组织能力是巨大挑战。我每周工作六到七天，几乎每天都奔波于旗下各品牌的全球业务中，必须非常明确地设定事务的优先级。但这种高强度工作让我保持敏锐。我对自己要求很高，对两个角色都100%的投入。
记者：大众正面临四面八方的压力，外界批评也很多，您还享受这份工作吗？
奥博穆：
非常享受。我喜欢解决问题，并在此过程中让团队保持高昂的士气。现在，我们到了证明自己的时候，改革成效正逐步展现，推动我们继续向上发展。当然，作为一个教练，只是把球队从降级边缘拉回来也拿不到奖杯。但在当下充满风险与挑战的环境中，大众汽车集团依然是市场强有力的竞争者，我们应当为此感到自豪。
记者：大众真的面临“降级”风险了吗？
奥博穆：
还没到直接降级那一步，但确实处境严峻。在此之前，我们的产品设计和品质上有待提升，软件方面的问题也很严重，中国产品战略与市场脱节，并在关键技术领域出现落后态势——这些都不是小问题。如今，我们已经精简了产品组合，重整了软件部门CARIAD。现在我们的软件已能在对比测试中取胜。接下来两年，我们将在中国推出30多款新车型，无论技术还是成本水平都能与中国对手旗鼓相当。在欧洲电动车市场上，即使面对激烈竞争，我们也牢牢占据着市场领导地位。
记者：大众的利益相关者结构复杂，从工会到家族股东，再到下萨克森州政府。有人说，大众是一家没法治理的企业。您同意吗？
奥博穆：
我不这么看，我非常清楚自己将面对什么。我曾在沃尔夫斯堡多年工作，包括担任集团生产董事。我是本地人、了解这里的文化，强大的关系网络能推动事情发展。外来者在这里往往很难适应——我的一些前任同事非常优秀，却缺乏对内部体系的熟悉程度。
记者：您的前任赫伯特·迪斯曾说沃尔夫斯堡比他想象的还糟。在哪些方面您做的比他更好？
奥博穆：
我不这样看。沃尔夫斯堡是一片沃土、是大众汽车的心脏。我不想说自己比迪斯做得更好，我们只是方式不同。我依靠的是关系网络和经验，明确该抓哪些事情，和谁要谈些什么。有时需要讲究时机和策略，就像打台球一样，有时候你必须借助库边反弹才能把球打进。同时，团队很关键。我们全球有13个品牌，认识这些“球员”本身就需要时间，而作为领导人往往时间都很紧张。
记者：无论对于外来者，还是内部人士，沃尔夫斯堡对变革的抗拒都很令人沮丧。
奥博穆：
沃尔夫斯堡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和变革的意愿。只要领导得当，即使是像去年那样艰难的时期，公司也能爆发出惊人能量。最终，我们取得的成果超出很多人的预期。
记者：但这也意味着到2030年将减少3.5万个工作岗位。
奥博穆：
毋庸讳言，这是很痛苦的决定，但也是必要的。即便在艰难的谈判中，我也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不踩底线。无论立场分歧有多大，我都希望能直视对方的双眼。每个人都应明白，如果这家非凡的企业想要长远生存、在全球汽车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就必须做出改变。
记者：什么事情最让您无法容忍？
奥博穆：
无知、自私和懒惰会让我非常生气。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每个人都必须为此做出贡献。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我不希望那些没有担当的人出现在我的团队里。一颗烂番茄确实能毁掉整箱菜。这不仅适用于企业，在我们整个社会中也是如此。我无法容忍那种只会牺牲他人利益过日子的人。
记者：这听起来有点像德国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的表态，他说大家都得多干活。
奥博穆：
不论默茨怎么说，我确实相信，每个人都多出一份力绝无坏处。我们为何能在德国生活如此幸福？因为我们的先辈们从不计较工作时间，那时六天工作制是常态。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就是不要挥霍现有的生活条件，而是要以此为基础继续建设。每周工作20小时或纯远程办公是实现不了这一目标的。如果我领导一家企业，就需要所有人全力以赴。
记者：那您自己是如何提高效率的？
奥博穆：
每年初我都会设定清晰的重点，并将它们写进年度日程表，之后基本不再更改。然后按月、按周细化。所有我认为重要的事，都会通过这些安排落实。为确保清晰，我会用颜色分类。当有上千件事要做的时候，关键是识别出那最重要的一百件。我也会规划私人时间，比如家庭、朋友和运动。
记者：听起来像是在活在Excel表格里。
奥博穆：
（笑）差不多就是这样。事情太多，也没别的办法。我的行程已经排到了年底，几乎没有空档。每周结束时我都会回顾，并为下一周做微调。我也很重视简明扼要，冗长的会议不是我的风格。30分钟说不清的事，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也说不清。除了董事会或监事会会议外，我都尽量简短。
记者：德国目前经济情绪低迷，这个传统的工业强国还有未来吗？
奥博穆：
当然有。我把这也看作是我的责任之一。从技术层面讲，德国拥有良好基础。但我们必须更有效地控制成本，这也是我们在调整产能的原因。如果我们有针对性地缩减开支，那德国仍将拥有光明的未来。
记者：尽管如此，尤其在汽车行业，人们仍有忧虑。德国制造商犯的最大错误是什么？
奥博穆：
我们在功劳簿上躺了太久。我们的商业模式——即在本地研发生产并销往全球，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一直运转良好。但我们对世界的变化太迟钝了。如今，不同地区客户的需求差异巨大。我们必须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多观察、多学习。别再无休止地争论，而是要下定决心，付诸行动。但虽然如此，德国的工程技术仍在世界享有盛誉。
记者：但不论名气有多好，大众汽车的入门级电动车还要等两年才推出。这是不是太晚了？
奥博穆：
从高端市场入手是正确的决定，因为电动车的原材料成本很高，我们首先需要实现盈利。我们认为现在是进入低价位市场的合适时机。今年我们将展示售价约2.5万欧元的大众、Cupra和斯柯达新车型。随后就是入门级别产品。我们的ID. Every1概念车已经进行过预展，在国际层面受到了良好的反馈。
记者：另一个挑战是美国的关税政策。您的策略是什么？
奥博穆：
我亲自去了华盛顿，此后也保持定期沟通。我们的主要联系人是美国商务部长，但这些议题最终都会上升到总统层面。目前为止，谈判过程是公平且具有建设性的。这个问题牵涉甚广，我们双方已达成协议不对外公开内容，我将恪守承诺。
记者：您代表大众，还是整个欧洲汽车业发声？
奥博穆：
我代表大众汽车集团，但会持续关注那些普适性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也作为德国汽车产业的成员推进共同倡议。我认为，必须把汽车产业视为问题的解决者，贸易伙伴之间应达成宏观层面的协议。工业企业有巨大杠杆，通过投资创造就业并提振本地价值链。这一点应当在税收与关税政策中得到肯定。
记者：您的谈判筹码是什么？
奥博穆：
大众汽车集团希望继续在美国投资。我们制订了增长战略。目前，我们在美国直接雇佣超过2万人，间接雇佣超过5.5万人。我们生产汽车、校车、卡车，也投资了Rivian。如果进行更多重大投资，我们在美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这些因素都应在决策中得到考虑。
记者：您希望大众汽车获得特别优待吗？
奥博穆：
我始终倾向于寻找普适性的解决方案，这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凡是在某国投资的企业，都应受益于更好的外部条件。这同样也是我们对其他地区投资的期待。
记者：具体指什么？
奥博穆：
如果投资者来到欧洲并创造就业机会，那他们为何不该享受更好的关税或税收环境？这也是我不反对外资进入欧洲的原因。只要他们愿意投资、建立业务并创造就业，那就是好事。
记者：宝马预计关税争端将在夏季前解决。您对此抱持乐观态度吗？
奥博穆：
当然，我也希望尽快达成解决方案，但涉及因素很多，我无法给到一个定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相应的时间。
记者：面对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身处您所在的高位，是否应更明确表态？
奥博穆：
在大众汽车集团，我们保持党派中立。作为企业的CEO，我只支持那些符合我们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立场。中立姿态意味着与所有民主政党保持联系，但也要严格避免对政治决策施加直接影响。我把自己视为顾问，而非游说者。
记者：去年您收入超过一千万欧元。您认为这是否关乎道德底线？
奥博穆：
在我接受担任两个职务的时候，就准备只领取各职务相应薪酬的各一半。在年报中有披露，我只领取保时捷和大众汽车集团各一半的薪资。这比只做集团领导人的总收入要少得多。此外，董事会成员也自愿大幅削减了总薪酬。我从未就自己的薪资进行过谈判，也愿意为了整体/共同利益做出让步。我的最终薪酬，由代表公司所有者的监事会决定，只要他们认为妥当，我就会接受。
